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学性质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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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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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巴登巴登3月18日电(记者彭大伟)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18日在德国巴登巴登闭幕。中方当天呼吁,G20成员国应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坚定不移地反对保护主义,维护多边体制的有效性。  此次会议是德国担任G20主席国后举办的首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会议围绕全球经济形势和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性增长框架、促进对非洲投资、国际金融架构、国际税收、金融部门发展和监管以及其他全球治理议题,进行了深入和富有成效的讨论,达成了广泛共识,为7月G20汉堡峰会的举行打下良好基础。  会议认为,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增速仍不尽理想,下行风险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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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学性质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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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刘江  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学的性质究竟是不是“科学”的问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度引起人们的重视。

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史学界分别出现了对历史学科学性质坚持和怀疑的不同声音。

就一般情况而言,曾表现出对“科学”的笃信程度越高,对历史学性质问题争议则越大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争论者对于“科学”内涵的不同理解,往往增加了争论的复杂性和含混性。

  对历史学“科学”性质持怀疑或反对态度  曾把历史学定义为“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梁启超,在一战结束游历欧洲各国后,对他曾深信不疑的进化史观开始怀疑。

受到德国新康德主义理论和法国学者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梁启超开始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区别方面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但其所适用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果律不能同视耳。 ”他进而质疑历史学的科学性质:“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

”“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 ”  另一位力主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历史学不是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的学者是何炳松。

何炳松翻译了美国史家鲁滨逊的《新史学》,受这本书的影响,他认为:“世之习史者,不谙史学之性质及其困难,妄欲以自然科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因果,或欲以社会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常规。

其言似是,其理实非。 ”他的结论是:“故史之为学,纯属主观,殆无疑义。

世之以自然科学视史学者,观此亦可以自反矣。 ”  以梁启超、何炳松等人为代表,认为历史学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历史发展中没有因果关系的观点,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成为具有相当影响的一种观点。   坚持历史学的科学属性  李大钊在以传播唯物史观为主旨撰写的《史学要论》和其他论著中明确表示:“史学之当为一种科学,在今日已无疑义。 ”说明他对历史学科学性质问题的肯定态度。

李大钊反驳了那些怀疑和否定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人事现象的复杂,于研究上特感困难,亦诚为事实;然不能因为研究困难,遽谓人事科学全不能成立,全不能存在。 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因此,李大钊坚信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还有人对否认历史学是科学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如徐琚清认为,持历史学不具有科学属性的人,其主要依据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既不能实验也难以总结出定律,然而并非所有“科学”都能够“实验”,比如人类学、政治学等,至于“定律”问题,“历史的定律——史律——的确很没有标准。 ……然而万不能说没有,或者不会有;虽然人类活动非常复杂不定,但从‘大势’上观察出共同趋向和变迁线索,是很可能的”。

徐琚清并不把所谓“实验”和“定律”认定为自然科学范畴中的狭义属性,在他看来历史变迁的大势还是有规律可寻的。

  坚持历史学的科学属性,除了受到五四时期倡导“科学”“科学方法”的重要作用的影响外,还有像李大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历史学通过对包括人类发展中经济因素等方面的深入研究能够发现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五四时期,除了上述对历史学科学性质问题的两种对立的观点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即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胡适曾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 ”受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胡适反复申明历史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

他并未过多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不同特点,而是更看重“科学方法”带给历史学的重视材料、关注研究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意识与科学精神,他认为这比讨论历史学究竟是不是科学更为重要。 张荫麟的观点是:“史学应为科学欤?抑艺术欤?曰:兼之。

”他是把历史学归入“科学”的范围之内的,但是又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性质特点作了区别。   在历史学性质问题上,以创刊于1922年的《学衡》杂志而得名的学衡派学人的看法也有一定代表性。

在历史观方面,学衡派因强调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而不承认存在着客观的、影响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因。 如缪凤林说:“史为人类之活动,人类各方面之运动,皆起于适应保生乐生之需要……研究历史,亦不外乎人类保生乐生之活动。

”这与学衡派的“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基调相吻合,并直接反映到对历史学性质的看法中。

学衡派一方面强调历史学的相对性,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历史学的科学性。

他们既不主张把历史学看作是与自然科学的性质完全相同的一门科学,也反对将历史学看作是与自然科学迥异的纯然“主观”的学问。 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折中或模糊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观点,而是非常认真地探讨历史学的科学因素和历史学自身的特殊性。

  经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烈争论,中国学术界关于历史学性质的看法基本形成脉络分明的若干种观点。

一个在西方史学界孳生并引发长期争论的问题,在中国史学界开辟了新的“战场”,产生了积极成果,反映了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独特路径。

对历史学性质问题的讨论,是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表现之一,对此后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刘 江)[责任编辑:贺梓秋]。